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By 李五毛 at 2020-01-09 • 1622次点击
李五毛

周雪光 | 文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https://mp.weixin.qq.com/s/II2BpoGy-YZSLD_qM2k7HA

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一个看来颇为矛盾费解的现象:在中华帝国历史上,一方面,社会内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黄仁宇,2006:227)。另一方面,帝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皇权世代沿袭,数百年一脉相承。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但首辅大臣各守其责,官僚机器运转如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方面,秦汉以来郡县制上的中央集权,政令自中央出,一统威严;另一方面,国家规模和行政架构有限,向下渗透有限,表现出简约国家的特点(Skinner,1977;黄宗智,2007)。这一组织形态随不同朝代的统治力度而起伏波动,但历经两千年而大致不变。这种组织形态松散关联而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国家治理特色,笔者称之为“黄仁宇悖论”。

黄仁宇, 科举制, 悖论, 线索, 逻辑


这一观察引出一系列研究问题:黄仁宇悖论现象折射出的国家治理制度背后有着怎样的组织机制?为什么松散关联的组织状态可以与中央集权体制共生并存?周雪光(2014)的“帝国逻辑”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解释的思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基本矛盾,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应对这一矛盾而演变发展起了一统观念制度与官僚体制这两大基石。帝国逻辑的核心在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互为依赖以及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名与实间)的互为转化。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笔者更多地偏重于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角色(周雪光,2017);本文从组织学角度讨论中华帝国“观念一体化”这一突出特点,以期解释黄仁宇悖论发生的机制和条件及其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中国大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基于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之上,并体现在两个互为关联的过程中:观念的同构性过程和组织结构的松散连接。如道格拉斯(Douglas,1986)所言,制度是可以思维的:这一系列的制度设施塑造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制约了国家治理的运行轨迹。观念建立在组织制度之上,组织为观念所整合,观念制度与组织制度之间有着或互为强化或互为替代的微妙关系。文化观念的一体化促就了官僚体制中松散关联的组织形式,为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鲜明特点。科举制度在两者的连接和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科举制度为切入点,依凭史学研究成果来探讨历史上科举制度与帝国逻辑的关联和意义。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借用史学文献,概括中华帝国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观念一体化与组织同构性的分析框架;进而借用明清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发现来阐述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讨论观念一体化与帝国逻辑的关系。在本文结束部分,反思当代中国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历史转变,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李五毛 at 2020-01-09
1

二、科举制:中国历史上“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生长和分居于不同区域空间、足不出乡的学子,经科举入仕,继而外派为官,各地流动,常常经历千里迢迢的旅途跋涉;每到一地,方言相隔、风俗各异。从史籍记载和官箴书的谆谆告诫中不难窥见,流动的官员上任就职遭遇到各种软硬明暗的敌对态度和刁难行为,这一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之高昂可以想见。在疆域辽阔、多元分化的中华帝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依赖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体现在自上而下调遣的官员空间流动。在这一体制中,如何确保属地官员的忠诚、各地区间的凝聚整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虽然官员频繁流动中有各种困难,但从总体上看,层层点点,日日月月,穿梭流动,千年承续,居然大致衔接顺畅,对政权运作未有大的波动震荡。何以使然?

笔者以为,黄仁宇悖论中呈现的松散组织形态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所谓观念一体化是指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一统观念弥漫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的情形,与欧洲社会中政教分离、专业分化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金观涛、刘青峰(2010, 2011b)和阎步克(1996)等的研究工作都强调了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在文化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与本文主题尤其切合。

金观涛、刘青峰(2010)从系统论的整体性视角,提出了中华帝国的“一体化”理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表现为,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权威由儒家意识形态组织起来,连为一体。“这种组织方式称为意识形态与组织方式的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称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或‘传统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金观涛、刘青峰,2010:11)。据此,他们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西汉到清末,中国社会都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下层是宗法家族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不仅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保持着罕见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三层次大致能够实现良好整合。正是因为它们间的互相整合,中国才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帝国”(金观涛、刘青峰,2011a:7)。不难看出,金刘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黄仁宇悖论中的“稳定性”这一方面。

阎步克(1996)追溯了上古时期士大夫形态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渊源,特别是礼治与法治、儒与吏既竞争又交融的过程,其中礼治成为国家秩序的基础所在。阎步克提出,礼治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一方面,“礼从俗”,与乡村社会习俗相关联;另一方面,“‘礼’显示出无所不包的性质,统摄了社会各个领域,从法度政制直到冠、婚、丧、祭之民间礼俗,大抵都被纳入了‘礼’中”(阎步克,1996:467)。 “今人所谓政制系统、亲缘系统和文教系统,在‘礼治’中以一种颇为精致的形态互相混溶,互相渗透起来,并且取得了一种‘泛化’或‘拟化’的相互关系……”(阎步克,1996:469)。对此,瞿同祖(2003:第六章)也有精到的分析。

在帝国一体化体制中,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核心角色,在整合帝国各层次、维系帝国秩序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作用。阎步克注意到,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内部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官员、文人于一身,因此政教合一,与意识形态密切结合,扮演了社会整合的角色(阎步克,1996:9)。礼治的核心为尊尊、亲亲、贤贤。而这三者以政统、亲统、道统形式投影在士大夫身上而重叠交融,即士大夫身上兼有君道、父道和师道,从而整合了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亲情系统。“我们将把士大夫政治的精义,表述为上述三‘统’的三位一体、三‘道’的相异相维;而士大夫角色之功能弥散性质,则源于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或所谓‘君、亲、师’的精致融合物”(阎步克,1996:22),由此成为“礼治”政治文化模式的支柱,提供了整合政治、亲情、文化三大系统的基础,即“礼治”。

上述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中古以来士大夫再生产的制度安排,即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及其意义,学界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从大的脉络来看,关于其意义的评估颇为一致。在微观层次上,学者们注意到功名与社会流动对于帝国稳定的意义。科举制度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化解了社会张力,形成了帝国的向心力。从官僚体制来说,它提供了文人入仕从政和文官生涯的激励机制,与当代组织激励理论不谋而合。此间道理前人之叙备矣,本文不再赘言。

李五毛 at 2020-01-09
2

从宏观层次来看,科举制度同时兼具正式组织和文化观念两种组织机制,提供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基础。科举制度为帝国官僚体制的人事管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上达皇权意图,横联官僚体制各个环节,下及士绅阶层、宗法组织(张仲礼,1991)。余英时在讨论两宋时代士大夫政治时指出,儒学之大,在于建立秩序(余英时,2004:183)。士大夫通过其官宦仕途,包括地方官经历,致力于建立局部秩序或地方秩序。正是这些士大夫孜孜不倦的努力,打下了帝国的基层根基。礼治是社会秩序的构建机制,士大夫是礼治的载体,而科举制可谓是礼治的专业化过程。科举制通过不断地再生产士大夫阶级,进而通过他们在官僚机构之间和社会各领域的流动分布,来巩固和延续大一统体制。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为帝国提供了一统的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来看,科举制度提供了两条主线:一是知识世界的构建,二是士大夫阶层的角色行为。两者互为依赖:士大夫是知识世界的载体,而知识世界建构了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地位和行为规范。

第一,知识世界与士大夫共同体的建构。科举制度通过对应试内容、答题形式、评卷标准等方面的控制来构建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Elman,2013;包弼德;2009;魏希德,2015)。科举应试过程注入了帝国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共享的知识世界,成为支撑中国官僚体制的一大杠杆(王亚南,1981)。从本文的组织学角度来看,与不时变更的考试内容相比,科举形式的稳定化、制度化尤为重要。孔飞力(Kuhn,2002)注意到,通过赶考应试的过程,各地文人骚客志士在同一城市空间聚集互动,构建起共同社区。获得功名的士大夫出入官场,进退体制,但无论出入进退,都身处同一种规范价值之中。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政教合一、官士民合一,官僚各阶层合一有着重大作用。布迪厄(Bourdieu,1977)指出,正式教育旨在获得特定的符号代码和交流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习得共同语言、行为期待和价值判断,构建官僚场域互动的共享知识体系。用新近经济学关于“身份”的分析模型语言来说(Akerlof and Kranton,2005),科举制度不仅为莘莘学子提供了激励,而且通过这一专业化过程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偏好。

第二,角色秩序的安排。科举制度不仅是一个共同体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鉴别、选择和标识不同身份的过程。科举准备和应试过程,通过入选的生员、秀才、举人、进士等,产生了群体性“类别身份”,各个群体有着特定的角色定位和相互间的尊卑贵贱关系,各就其位,井然有序。科举制度提供了稳定、持续的过程来强化共享观念,又通过这些社会化、专业化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往来延续和强化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不同角色。科举制提供了文化观念制度化的大规模实践,而科举应试的失败和淘汰可视为对“偏离行为”的惩罚,以此强化共享观念。在纵向上,这是一个身份等级制度的认同过程,其排他性与归属性的双重过程同时发生,不仅制造了士大夫阶层,而且赋予获得功名的学子特定的“群体身份”,造就了知识阶层“想象的社区”(孔飞力,2013)。在横向上,通过科举洗礼的学子生员在社会各领域的分布和流动,促进了不同领域间共享等级结构和价值理念的渗透;这一趋势自16世纪以来在商界也日益凸显(余英时,2014)。

上述讨论强调了科举制度在帝国治理中特别是观念一体化方面的突出作用。此类命题在文献中已多有讨论且颇有共识,它们提供了本文研究的起点。关于这个文献,笔者提出以下两个评论。

第一,这个文献更多地强调了黄仁宇悖论中稳定性和一统性的一面,但忽略了其内在张力和组织上的松散关联结构。例如,金观涛、刘青峰(2011a:8)指出,“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稳定有效的大一统官僚机构,它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有效地保持着这个庞大农村社会的统一。”但如下所述,帝国的观念一体化同时带来了丰富的灵活性,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之间既紧张又依赖的互为构建和名与实间的互为转化。

第二,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中国文化观念制度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制度史、思想史到文化史,从礼仪、祭祀到服饰举止等方方面面,已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研究大多从思想脉络、文本入手解读,或着眼于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政策条令。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更多地强调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却对思想观念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实践鲜有涉及(王汎森,2018)。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有关社会史、法律史和区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关注基层社会和实际运行过程,提供了微观层次的丰富资料和洞见,本研究从中获益甚多。

下面,笔者应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从理论和资料两个方面来解读和分析科举基础上的观念制度与帝国逻辑在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互动的双向构建,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进而解读黄仁宇悖论。

李五毛 at 2020-01-10
3

三、观念一体化与组织同构性:一个分析框架

20世纪初期,远在欧洲大陆的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长距离的眼光观察中国,注意到中华帝国“疏放式管理”的特点。在他看来,“中国行政里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有限”,“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的令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这是符合皇权之最高祭司与卡理斯玛性格的”(韦伯,2004:95)。韦伯指出,帝国的统一主要是在“文化的统一性上实际地展现出来”的,宗教、礼仪、士绅阶层的统一性是帝国统一的基础(韦伯,2004:83)。在韦伯眼里,皇权同时兼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且提供了政教合一大一统的基础,即“帝国的君主同时也是最高祭司的这个事实,是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二者间的分野所在”,而“皇帝的卡理斯玛形象”通过仪式和伦理等一系列文化设施加以制度化。这一点与政教分离且激烈争斗的欧洲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现出不同的国家演变轨迹。正因为如此,韦伯将中国官僚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理性组织区别了开来。

韦伯的观察指出了中华帝国“观念一体化”这一突出特征。观念一体化建立在组织一体化基础之上,即圣道与治道,皇权与官僚,官僚与士绅的高度整合,政治、组织、文化的一体化,或曰皇权、官僚、社会一体化。科举制不断再生产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体化的核心所在。下面,笔者应用制度主义组织学中的“同构性”概念来阐释中国国家治理中观念一体化的过程和机制,以及观念一体化与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

(一)从制度同构性到观念一体化:科举制度的同构机制

组织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同构性的讨论为我们解读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体化现象提供了分析思路和工具。所谓同构性是指同样的制度形式或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组织或领域中得以被广泛采纳应用的现象。例如,科层制的理性组织制度、等级制权威关系、规章制度等组织结构等等广泛出现在不同领域、不同环境的各类组织中(DiMaggio and Powell,1983; Meyer and Rowan,1977)。新制度主义理论指出,不同领域或组织之所以具有同构性特点,是因为它们面对类似的制度环境和压力,采用类似的组织应对策略,如采纳类似的合法性制度形式或行为模式来应对制度压力,因此表现出相似的结构和行为特点。这一文献强调了自上而下、由外及内(从制度环境到组织内部结构)的影响渠道和机制。同构性意味着在不同层次和领域都有着相同或可类比的制度逻辑,边界模糊、易于渗透流动,互为强化。

制度同构性与观念一体化有着互为因果的互动过程。从制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把科举制度看做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即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一体化不是粗暴的捆绑焊接,而是通过同构性模式以“润物细无声”方式逐渐渗透,弥漫于人们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和举手投足互动接洽之间。而科举制度恰到好处地提供了这样的制度基础。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儒教观念制度具有韦伯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精神,为国家治理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提供了类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官方中心观念制度在不同领域中弥漫扩散。这一范式具有韦伯意义上的合法性,即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果采用了这种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会得到社会承认和赞许,降低其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交往和资源动员。

在行为层次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反过来又强化了制度同构化过程,推动其在不同领域的延续和弥漫延伸。儒教的核心是礼治制度。“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公孙弘语《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转引自瞿同祖,2003:297)。如阎步克(1996:78)指出,“从君臣尊卑贵贱之政治秩序,到黎庶‘饮食嫁娶丧祭’之日常生活,并不被视为遵循着不同法则的不同社会领域;相反,当它们都被视之为‘礼’的时候,至少就在观念上具有了同等的意义与性质。”儒教的普遍主义弥漫渗透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仪式规制各个环节,各种等级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等等)都被置于一个层面,“有很强的相容性和包容性”(翟学伟,2017:36),因此提供了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之间的同构性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特别指出了中国国家政教合一的文化基础。韦伯注意到,不仅官员接受这种经典教育,而且这一教育贯穿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将这些圈子[从事各种实际行业]与官僚体系分隔开的,只是这种教育水准的不同,而不是教育种类的不同。因为经典教育是唯一的”(韦伯,2004:197)。

礼治需要具体实在的行动者作为其载体,以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并随社会活动向各个领域渗透、延伸、放大。稳定存在的科举制设施扮演了这一角色。年复一年的应试准备和考试过程成为儒教观念和经典文本在民间广泛传播和渗透的渠道;获得功名的士大夫以官僚、乡绅以及帝国晚期溢出官宦领域的商人或其他职业从事者的角色,成为这些观念制度的载体,极大地扩展了一体化的关联纽带。正因如此,余英时(2005)指出,“科举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

同构性制度化过程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扩展渗透的机制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指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首先,士大夫在这一环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阎步克(1996)所言,士大夫身兼数任,是连接政统、亲统、道统的中心枢纽。尽管应试者功名不同,但经过科举学习应试的儒教经典灌输、传播的过程,他们的知识世界和价值规范来自同一经典文本基础上的“专业化”过程。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随着士大夫阶层在官僚体制不同层次和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和流动而得以传播渗透(孔飞力,2013; 张仲礼 ,1991)。

其次,同构性制度化过程的另一机制是类比机制,即人们通过比较不同领域中的类似关系结构来引进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了同构性制度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的扩展采纳。类比机制是制度传播的一个重要机制。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注意到,类比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社会分类加以“自然化”,共享的类比性为那些脆弱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从而促成了制度的稳定性(Douglas,1986:48)。政治学家帕吉特和他的合作者(Padgett and McLean,2006) 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地区资本主义兴起过程时提出,“合伙制”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是通过“类比”机制将传统领域中的师徒制行会形式跨域移植到金融领域并进行功能新构而产生的。在中国史领域中,阎步克(1996)也指出了类似的“拟化机制”,并以诸多事例阐述。例如,“孔颖达疏:‘方,谓比方也。有比方父丧礼以丧君,故云资于事父。资,取也。取事父之丧礼以丧君’”(阎步克,1996: 108)。吴飞(2011)和周飞舟(2015)的研究指出丧服及其殡葬仪式中的等级制度和依次外延的结构,进一步扩展了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概念内隐含的“尊尊、亲亲”的立体关系,即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之上,又有着更高的等级次序。换言之,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嵌入大的社会关系之中。再如,官制中的丁忧制度规定,父母亲去世,官员须报请解官,离职守孝报恩,多为三年。自汉代起实行,历朝大致沿袭。这一制度强调孝道,父母为大,延伸至家族为大,强化了官员的家庭、宗法意识,以及对于家族的义务和责任;在这里,由公及私,私中有公,家之私域与官之公域以及其中隐含的等级忠诚观念重叠融合,互为强化。

李五毛 at 2020-01-10
4

(二)文化同构性与组织的松散关联

对于任何帝国来说,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区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是随规模而来的多元性和异质性,造成了整合的困难;二是规模意味着渗入、整合基层的组织成本级数般增长,重负不堪,这种成本在通讯、交通技术有限的情况下特为尤甚。因此,中国社会中文化观念与组织手段之间的替代作用在中华帝国的千年生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组织学研究很早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专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Blau,1968; Hall,1968),即一个组织或领域中的专业化程度越高,那么其官僚行政力量就会越弱。这个观察在当代社会有着普遍意义:在那些专业人员集中的领域或组织,如大学和科研单位,行政命令或权力通常较不显著。更为普遍的观察是,在那些专业知识起着重要作用的组织中,如在高科技企业、研发机构或知识密集型组织中,专业权威通常有着更大的决策权。

为什么在专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有几个可能的推动力量。首先,人们在专业化过程中学习接受了基本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无需死板僵硬的正式权力规定。因此,随着一个领域中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行政权力逐渐隐身后退。其次,在这些知识密集型领域和组织中,决策的精准性不容含糊,专业基础上的权威因此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性,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制。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讨论见于职业社会学文献(Abbott,1988; Freidson,1986)。

这一逻辑也可以延伸到观念整合与组织整合这一对机制之上。组织整合是有代价的,在一个庞大帝国尤其如此。组织机制因应对危机或冲突而发展起来。社会中共享观念兴盛,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凝聚力,提供地方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设施,进而弱化正式组织的整合机制。也就是说,当观念认同极高时,人们的行为受到专业规则的约束,替代了行政命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科举制度视为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专业化过程。三年一度,从地方到省级乡试到会试、殿试,科举应试提供了一个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功名人士经历了同样浸淫于诗书经典的科举应试过程和同样的价值判断、象征性语言的洗礼。不仅于此,准备应试的学校“使得一批优秀的儿童和青年离开家庭而聚集在一起,起着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力量的作用”(贾志扬,1995 :9)。进而,这些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持续而广泛地分布在各个层次,上达翰林院和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官员或乡间士绅。在科举人数扩大但官僚体制岗位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士大夫阶层向社会渗透,与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强(包弼德,2009),推动了礼仪的普及,使得国家建设特别是官方文化观念在社会各个层次上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和渗透。

以上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更多地是文化观念上而不是官僚组织上的一体化;这一命题与韦伯的观察十分吻合。以下,笔者借用社会史、家族史、地方史等研究成果来进一步阐述这一命题。其基本思路是:科举制度上的文化同构性导致了国家治理中组织上松散关联的治理结构:(1)横向层次上,官场内外的公域与私域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基础上的双向渗透的过程。(2)纵向关系上,国家建设与宗法组织上下其间的双向互构过程。在这两个维度背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名与实之间的互为依托和融合,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鲜明特征(周雪光,2014)。

四 、正式与非正式:官僚体制内外的互构过程

社会中不同地位或身份组成的等级制度可以制约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观点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和褒贬不一的价值说辞。社会学家Gould (2003)着眼于日常生活观察中的个人间冲突情景,提出如下命题:当人们的身份地位混乱不清或地位发生急剧变化时,特别容易引起紧张和冲突。他注意到,引起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价值观念上的“荣誉感”。

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正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专业化过程,应试过程提供了特定的角色和身份认证,从而建构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差异性对待是儒教规范社会关系的核心所在。如瞿同祖(2003: 329)所言:“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制度上的同构性与儒教的差异化对待原则并行不悖,且互为强化。同构化的礼教核心恰恰是根据社会地位身份加以差异化对待。在这里,差异化对待的逻辑是根本,因场景地位之别而异的形式分寸则是具体应用。同构化过程意味着,将这种差异化对待的模式应用到所有的领域和层次,并在这些过程中安排了其内部结构和它们之间的秩序,同时也提供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和交融。下面进一步讨论这一命题。

李五毛 at 2020-01-10
5
登录 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