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By coronavirusnews at 2020-02-14 • 1783次点击
coronavirusnews

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接受的最新采访的译文,在该采访中周雪光教授对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的成因进行了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访谈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张力,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此次肺炎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访谈中,他还谈及了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思考,以及他近期学术研究的方向及成果。原文链接在斯坦福大学官网上,文末附有英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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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

说得好,说得对。

这个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真有水平。

胡编乱侃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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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中文版 爱思想网:http://m.aisixiang.com/data/120155.html

无名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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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编乱侃 #1

确实,这次集中暴露了很多政府积弊。不过我个人相信中国政府针对已知问题改进的能力,如果不幸再爆发传染病 中国也会一次比一次处理得好。

而相比英国的一年一年的脱欧,澳洲一年一年的山火,美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金融失控,真的是年复一年毫无长进,所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信还是很足的。

LeeNet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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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走向共和》孙中山

凡搞假立宪,必遭真革命。大清没救了,只有推翻他,我煌煌华夏才有真的宪政! ——《走向共和》徐锡麟

想一想,如果是台湾,高雄市有疫情,韩国瑜敢对市民隐瞒疫情吗? 如果韩国瑜不隐瞒,蔡英文敢压制/能压制韩国瑜去向民众隐瞒? 从2003非典 到2019武汉肺炎,中共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过经验教训,但是在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机制完全失效,因为独裁者不点头,地方就必须隐瞒。

electron8964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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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独裁,实际是除了限制老百姓政治权利,不叫屁民参与政治外,其他真是什么都不管,极端地不负责任,这次瘟疫算是暴露出这个问题了。

厠所管理員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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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为中共是大家长式的独裁政权那就错了

厠所管理員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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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 (原文404)

崇祯作为亡国之君,是一个悲情人物,尤其是他在上煤山的时候还能回望京城大火,说一句苦吾民耳,更是让后人唏嘘不已。加上清朝初期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也一直持续不断,但大多数都要和崇祯扯上一点关系。可以说,在清初的一段时间,崇祯的声誉反而越来越高了。

崇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勤政。在明朝的皇帝里,除了太祖和孝宗之外,可以说就没有比崇祯更勤政的皇帝了。而且,因为孝宗时期对阁臣还是比较尊重的,也比较倚重大臣的辅佐,但崇祯不同,崇祯时期虽然在制度上也还是沿用了之前的内阁制,但是因为他很勤政,而且对阁臣动辄斧钺相加,所以内阁实际上形同虚设。在这个意义上,崇祯时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时期的。

官僚制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成熟了。甚至在有些时期几乎处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但它也还是能够自己正常运行,并且应对一些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时期,武宗天性活泼好动,比较爱玩儿,不怎么理朝政,甚至内阁大臣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平定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原腹心地带的叛乱。

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来回摇摆。一种极端状态就是武宗时期甚至万历这种情况下,皇帝几乎不管,但是官僚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也就是说,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正常运转。另一种状态则是被驯服之后的状态,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无论什么情况,哪怕是天塌下来,它也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运转,完全不理会现实的危机。

朱元璋时期,通过胡惟庸案就差不多让官僚体系成了第二种状态,但是因为他杀伐果断,精力充沛,所以他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功能,每天从天不亮刘开始批阅文件,到夜里很晚才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加上他手下还有大量参加了创业过程的开国功臣,所以能力还是足够的,运转起来也没有问题。他下发给各级官僚的任务,也都能够完成。

崇祯面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的混乱,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正是需要恢复和培育元气,并且逐步消除党争,让整个官僚体系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崇祯登台之后缺没有这个耐心,因为边疆危机始终无法解决,儿内部又很快出现了叛乱,所以崇祯始终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没有耐心来缓解危机,总是急于求成,最后一事无成。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容易一见钟情,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诛杀。所以,崇祯一朝阁臣变换非常频繁,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以不犯错误为自己固宠保禄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人敢于任事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只能赢不能输,就算是赢得再多,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承平时期,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暴露出来的,但是这种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唯恐出错的状态,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逐级请示报告就会导致决策效率很低,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反应非常慢,什么事情都慢一拍。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反正江山是你的,好了是你的,坏了也是你的,那么兴亡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一旦被危机摧毁,也是你的失败,整个官僚体系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也不会觉得对自己是多大的损失,大不了敌人来了投降就是了。

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这也就是说,王朝中期由盛转衰的时候,大臣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态都是天下兴亡,关我屁事。

electron8964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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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都是皮毛 表象而已,和历史重复轮没啥区别。

总觉得中国走不出周期律。他的想法并没有新意。缺乏建设性。都是一些我们早就知道的“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

他真正想说的话是“中国没戏 中国已经被自己锁死”

sorrysorrysorry at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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