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罗伯.华莱士的《大农场制造大流感》

By Socialist1917 at 2020-06-26 • 1630次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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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的爆发涉及许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农业霸权以及资本主义本身

Sam Belton(ISA爱尔兰支部)

新冠肺炎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传播,压垮了各地的医疗体系,并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许多是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和早期缺乏检测的贫困人群。新冠肺炎是由新冠病毒(SARS-CoV-2)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疾病。在基因上,该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沙士病毒相似度为82%。

这两种病毒似乎都是由蝙蝠通过中间宿主,从而传播到中国南部居民中的。虽然特朗普(台:川普)等西方领导人因为这次疫情而指责中国政府,但这种病毒的爆发涉及许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农业霸权以及资本主义本身。

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传染病,农业综合企业和科学性质的调查》(Big Farms Make Big Flu: Dispatches on Infectious Disease, Agri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作为这场疫情的预警。华莱士本身是一位进化病毒学家,他擅长绘制人畜共患病的“系统地理学”图谱,特别是之前的猪流感“H1N1”和禽流感“H5N1”病毒。他可以用这些了解这些病毒的历史和地理分布。

牟利性科学的根本问题

华莱士先引入了一个关键思想,那就是对于许多人畜共患病毒(也就是可以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毒,例如新冠病毒),它们的进化和传播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不是完全随机的。大多数病毒学家会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是在现实中,却反而把影响病毒进化和传播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仅仅看成是随机变量。

这意味着人们没有集中精力在研究为什么那些“低致病性”的病毒(譬如可以感染野鹅的病毒),可以变成为“高致病性”病毒——能够感染和杀死数百万人的流行病毒。与此相反,人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研究病毒如何克制人类免疫系统的分子机制上。这当然是一个有助于疫苗研发的关键领域,但如果不去质疑那些驱使病毒进化的选择性力量,我们就无法防止未来病毒的爆发。

华莱士解释说,这种采取“分子方法”为主来因对流行病毒的原因,来自于大型制药公司的牟利性科学,对他们而言,消除人畜共患病毒进化的条件几乎没有钱赚,因为没有病毒就意味着无法从昂贵的疫苗中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于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可图,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尽管牟利性科学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病毒大流行的根本问题,但是当非牟利的公共研究者试图对人畜共患病毒进行数学建模时,通常会遇到障碍。为了使模型可以有效的预测未来的爆发,研究者需要不同病毒株起源地的地理和农业生态的详细信息。此外,还需要病毒本身的样本,因为它们的遗传序列信息可以组合出病毒跨地理空间的进化轨迹。

华莱士提供了这些事件的记录,一些国家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甚至游说组织采取新的命名系统,以便把公众注意力从某些应对问题负责的政府或者企业转移开去。爆发一开始,各国政府当然倾向于保留有关于本地病毒爆发的重要信息,以免自己成为国际谴责的焦点。但是,由于国家权力已经被大型农业财团所操控,所以这些国家不愿意进行更多合作。

农业财团的邪恶角色

通过研究案例,华莱士将2009年的猪流感爆发事件作为证明,当时由于跨国农业财团的强大力量,人们几乎无法追踪病毒。猪流感的爆发事关1918年造成西班牙流感的H1N1病毒的再现,它起源于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并迅速传到了美国。毫无疑问,爆发是从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 Inc.)旗下一家位于韦拉克鲁斯的分公司的一群存栏猪中开始的,但是美国的农业官员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假定病毒是由亚洲猪身上产生,并被人类带到了美国。官员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就是因为农业财团的财富和游说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一边可以获得进行自我测试的许可,另一边则轻易收买政府官员,使得他们的内部检测结果都是合法的。

华莱士出色地揭露了病毒性流行病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固有问题。跨国企业采用了密集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模式,为了利润最大而残酷剥削和野蛮对待动物。例如工业化的家禽业,经过基因改良而培养的肉鸡,生长速度是他们野生近亲的三倍,而饲料却只需要一半,这种“生产力”是要牺牲掉强壮的免疫力作为代价的。

工业化的养殖企业还可以采用封闭式的养殖设施防止低致病性病毒传染,但是小农户的自由放养却会使这些病毒自然传播。由于没有低致病性病毒经常性地激活动物的免疫系统,一旦病毒不可避免地进入家禽群体时,就能迅速进化成高致病性和高毒性的病毒。

随着气候变迁和森林破坏,野生鸟类不得不更加接近这些工业化农场,家禽就更容易感染来自野生鸟类的低致病性病毒。农业财团需要为他们的家禽进行测试,并建设成本高昂的生物安全系统,但对企业来说不这样做才最为有利,因为他们追求短期利润。往往扑杀受感染家禽的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而利润损失却是由养殖户承担,但养殖户只是从农业公司那里承包养殖任务,而家禽也是属于公司的。

此外,在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计划,以及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支援,创建了一群被高度压迫、依赖农业财团的劳动力,他们在缺乏动物和公共卫生设施的情况下养殖专利家禽。因此,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防止病毒大流行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相容的。

标准模型:见木不见林

华莱士清楚地展示了,畜牧生产的全球化网络不但增强了病毒的流行,而且实际上起到了病毒的物竞天择作用,并决定了病毒的发展。如果流行病预测模型可以加入更多决定传播速度的因素,包括密集式工业化耕作、树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那麽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将大大上升。

这样的模型揭示了,未来的爆发不太可能起源于华南的一个省份,来自一个疲惫、而免疫系统受抑制的农民工忘记清洗饲料车的单一事件,而是沿着资本,能够追溯到香港、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才是真正流行病的初始爆发地。例如,2009年猪流感起源于墨西哥,但这主要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铺好了道路,让总部在美国的农业企业可以将生产转移往墨西哥。从这个结构分析,华莱士更加讽刺地将猪流感改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流感”,因为这场流感是资本通过自由贸易区在整个北美运作时引发的。

尽管这个结论可能表明新自由主义是病毒大流行的根源,但更准确的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其根源。由于累积资本就能掌控国家权力,这些农业财团并会不真正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的约束,而是利用国家来剥削工人,确保自己可以抵御经济衰退,并透过帝国主义开拓新市场和压迫当地劳动力。在这一点上,华莱士甚至赞扬列宁在1917年评论“美洲地域主义”的文章中有关美国农业的先见之明。

工业化农业的取代方案

在本书的结尾,华莱士驳斥了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将大量人口视为根本问题)和厌世论(Misanthropy,将人类本身视为根本性问题),因为这两种学说都偏向于,并牺牲工人阶级。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边缘群体甚至不自觉地提出了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并认为病毒大流行反而是重要的人口控制措施。华莱士认为,反而应该用食品科学和疾病科学的资讯更好地计划生产,从而避免疾病爆发,同时并保持足够的生产力。

华莱士通过许多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说明,一些拥有复杂互利关系网的生态系统会更为健壮、更能抵御疾病。这些自然系统在相对较短的地质时期中能够实现微调优化,但是对于人类历史的时间而言,则是进行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密集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的迅速出现,使得这种自然构建的生态系统没有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但却有足够的时间让人畜共患的病毒进化,因为这些病毒的生命周期非常短,进化速度极快。

华莱士提到了一些生物学家的思想,例如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列温汀(Richard Lewontin),莱文斯曾经在古巴政府担任科学顾问,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古巴的科学家合作。他倡导在中央的管理下将生产下放到地方,建立良好的农场网络,并按照“各种土地使用的规划”组织起来。利用现有的地方生态,保护当地的微生物环境和结构,同时保持和恢复遗传多样性。正如华莱士所说,当生物多样性丧失,原本无害的病毒传播到牲畜,乃至人类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论据

最后华莱士出色地展示了,伴随着资本主义集约化农业在全球发展,高致病性和高毒性地病毒是如何随之扩散的。即使到现在为止,资本的利益仍然决定着未来病毒流行的趋势。通过把资本流动的因素加入传染模型中,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病毒地爆发,可能也包括现在的新冠病毒。这一切最后说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问题。但我们不应等到复杂的模型结果出来,才组织起来废除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迫切感不仅来自于资本主义农业对动物残酷的虐待或者对病毒进化的影响,而且也来自于在生产各个阶段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无尽剥削。

华莱士解释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如何像复制人畜共通传染病病毒那样,在全球复制著工人剥削的模式,并多次引用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而且也强调那些更注重劳动剥削问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重要性。强化工人的力量与农业财团老板们斗争,对推翻资本主义权力至关重要,并让工人在地域上联合起来。

从这个层面上讲,工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从多个方面抗击病毒大流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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